纪念文革2050周年:开慧 润之和文革

公元4016年(即距今2000千后)的历史书,按百年记载到事件或人物。所以找不到像文革这样的10年是一瞬间的事件的像样的描述。
2000千后的史学家更加人性化,所以或许有这样一段的关于杨开慧毛泽东和疑似包括文革的记载:“2000年前的中国,“政党”“主义”
主宰当时社会。一个人愿意为一个“政党”或“主义”去死;一个人愿意为一个“政党”或“主义”去杀其他的人。“约公元1930年,一位叫加入某政党的杨开慧女士(一个三个孩子年轻母亲)被另外一派政党逮捕并判死刑立即执行。“杨开慧女士的死激怒了他的丈夫毛泽东(毛润之,他是杨开慧参加的那个政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悲愤万分向苍天大喊:“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天为之动容。“毛泽东熟读并精通中国古书。那些古书中充满人和人斗的各种策略和手段(如“引蛇出洞”之类;
屡试不爽)
)。他用了20年时间即1949年最后消灭了杀死杨开慧女士的那个政党和几百万军队;又用20年时间1966年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把杀死杨开慧女士的那个政党的社会基础包括教育文化摧毁的几乎一干二净。在此期间,人数难以估计的中国民众被卷入死于非命。“
1976年,天怒。唐山大地震,近25万人瞬间被埋葬;毛泽东随后去世。杨开慧女士被杀后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大动荡告结束。“2000年前的这段中国历史印证了一个人性真理:‘爱情的力量是巨大的但有时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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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延中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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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載於《思想》第5期《轉型正義與記憶政治》。

  

  
1968年秋季,史华慈发表了〈德性统治:“文革”中的领袖与党〉一文,1978年夏季,他再添思绪,发表了〈卢梭在当代世界的回响〉一文[1]。这两篇相隔10年的重要论文,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基本架构与核心流派,做出了至今发人深省的分析。史华慈试图证明: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直接动因,虽不能排除政治上层权力再分配的因素,但在深层理论的角度上,更应当被看作是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以卢梭为代表的“道德主义取向”和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工程主义取向”之间理论冲突的持续反映。同时,在比较思想史的框架下,史华慈又认为,卢梭思想的某一方面与中国孟子思想的某一方面,也发生了普遍的共鸣。1978年至今过了近30年,事实证明,史华慈对此一问题所做的基本结论准确而深刻,显示出了长久的学术生命力。这里,我把〈德性统治:“文革”中的领袖与党〉和〈卢梭在当代世界的回响〉理解为一篇统一的长文,试图在文本阅读的过程中,揭示史华慈之诠释逻辑和深刻睿智的效能。

   一、史华慈的睿智、关怀和透视路径

  
在论文的整体结构上,史华慈〈德性统治:“文革”中的领袖与党〉一文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中国“文革”混乱局面的一种性质上的梳理;第二部分则是对“文革”这一“特有现象”(idiom)作比较文化方面的深层透视。在论文的思想脉络上,该文起码同时贯穿了三条来自不同渊源的思想线索,它们是:第一、中共党内政治思想关系的思想线索;第二、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线索;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线索。

  
在後面的论述中我们会看到,史华慈还在另外一个角度上明确地把所谓“思想”划分为“普遍概括的观念”(the
general notions)和“特殊具体的意识型态”(the specific
ideologies)两个不完全相同的层次。前者具有更加广泛的普遍影响力,而後者则是被包含在前者之中的具体表现型态。显然,史华慈的意思是说,由於这两种思想型态并不处於同一个层次,因此二者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在思想发展系谱的角度上,它们之间似乎也呈现出某种“普遍性”影响乃至规定“特殊性”的层级关系。据我的理解,这里,史华慈至少又划分出了三个思想层面:一是毛泽东主义的思想层面;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层面;三是欧洲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思想层面。在史华慈看来,虽然按时间的顺序讲,这三个层面的思想越往前推,就越具有更加普遍的思想意义,反过来说,越往後走就越呈现具体的表现形式,但是在所有的这三个层面之中,却都包含着某些共同关切的普遍问题,而正是这些“普遍问题”,使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语言和不同目标的思想体系,有可能被内在地连接在一起。

  
最後我们要说,在以上所有的这些思想线索和研究层面中,都贯彻着一个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无论是从卢梭和孟子到毛泽东,还是从毛泽东返回到孟子和卢梭,史华慈都把一个历史事件和一个具体人物的思想安置到一个宏大的思想发展的背景中去,在思想史之“问题意识”的脉络下讨论问题。正如林毓生教授在概括史华慈史学研究方法的精髓时所说:“史氏却认为“人类具有共同问题与共同条件的世界”是存在的,这个世界超越了特定的历史与特定的文化,在某一范围之内,如果我们要讨论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如果这种讨论将“普遍的”(超越特定“时”“空”的)与“特殊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的“无法获得确解的问题”(problematique)作为范畴的话,那麽,这样的讨论将会更有成果。”[2]

  
实际上,史华慈正是试图在这“三条线索和三个层面”的交叉作用的复杂因素中,把握中国“文革”事件的历史和思想性质。毋庸赘言,如何抽象出这种隐藏在不同型态之思想表象背後、但又贯穿於不同层次之思想体系之中的共同的思想要素,就成为考量思想家素质的核心要点。如上所述,正是在这些思想史探索的关节点上,史华慈让我们知道了“谁是史华慈”。

   二、中国“文革”之历史性质的现象诠释

  
〈德性〉一文开篇就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是毛泽东(或毛主义集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对抗。……现在,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人员构成方面,毛主义者已从正面对党的组织的上层、中层,甚至基层都展开了攻击,至少在城市是如此。也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党的结构和机制处於混乱之中,即使有些组织机构幸存下来,像残缺不全的中央委员会和军队中党的组织,也都已经失去了决策工具的重要作用。”(p.169)由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来发动粉碎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运动——如何诠释这一悖谬的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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